三星芯片是如何崛起的？企业主导、政府支持、市场联动

可以说，这场风波的波及范围，绝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或中国；作为全球量产芯片行业的重要力量，韩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拥有一定的发言权。而笔者近日在韩国采访过程中，也有不少韩国方面的人士听闻记者来自中国以后，主动聊起有关中兴通讯的话题。

众所周知，芯片产业所制造的产品虽然并非面向消费者的终端产品，却运用于电子产品、数码产品、通信设备等多个高附加值产业，是否掌握芯片的核心技术，也被认定为是否掌握高尖端产业命脉的关键点。

三星能够从零出发成为量产芯片产业的领导者，绝不仅仅是一蹴而就，而是一部由三星主导、政府支持、市场联动的三部曲。韩国半导体产业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如此告诉笔者。

三星主导：从借鉴到自主研发

说起三星，在许多人的眼中首先会想到的是智能手机、家电等消费类产品，很容易被人忽略的是，相比于以消费类产品构成的CE、IM事业群，三星研发半导体、量产芯片产品的DS事业预计在2018年一季度营业利润将达到11万亿韩元，占据三星该季度全部利润的七成。

从全球来看，三星电子在全球量产芯片市场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50%，并在销售额及营业利润两个指标上双双超过美国英特尔等竞争对手，高居芯片产业的龙头位置。

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在三星依靠技术含量较低的家电起家时，三星创始人李秉喆便开始在内部会议中，注意到了芯片产业“点石成金”的优势——影响家电性能的核心便在于芯片，从此多次提及开发芯片，并下决心投入巨资。

当时全球芯片产业虽还处在高速成长期，不过该产业已被美国镁光、日本三菱、夏普等企业牢牢占据，美国依靠长期以来的系统集成的技术积累优势，日本依靠长期积累的应用科技等，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而韩国当时的经济状态，虽然凭借朴正熙军政府的新农村运动获得巨大发展，但也仅能说得上是解决温饱；因此当日本三菱得知三星将开发芯片产业时，该公司CEO直接表态“对于GDP水平较低的韩国，半导体产业并不适合”，并在公开场合宣扬“三星不能开发芯片的4个原因”。

此后，李秉喆一度向美国镁光及日本夏普派遣员工，以获得半导体产业的初期技术，不过过程并不顺利：镁光曾表示将以400万美元提供较为落后的产业链的设计图纸，但后来以偷看文献为借口反悔，并将三星方面人员赶出了镁光；夏普则虽然表面上应允三星的请求，不过实则严加看管，甚至不允许三星方面人员接近最新的生产线。

“当时三星的研究员们，因为夏普方面连工厂的面积等基本数据都拒绝提供，于是只能通过自己的脑子记住某些细节，比如有一位研究员通过自己的手指间距离、身高及步伐数，记录工厂的大概面积及其他参数，（例如）工厂生产线宽为30步、长为222步。”曾在三星半导体工作多年的知情人士向笔者回忆。“不过，这些数据，对于建设一个高科技的工厂，显然是不够用的”。

政府支持：BK21战略及强大的产权保护机制

此时，韩国政府向三星伸出了援手：一方面，上世纪50~60年代前往欧美发达国家留学的韩国学子，在韩国政府的吸引政策下，陆续回到韩国加入产业化过程，这也成为韩国学子的第一轮回国潮（有趣的是，第二轮回国潮也是因为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三星方面则没有错过这次机会，招聘了近140名人才，并用了将近2年时间向三星的工程师及高管们传授半导体产业的经验及技术；之后三星得以开始正式建造工厂并投入量产。

韩国在产业化的过程中，推进“政府+大财团”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的高效融合；在此过程中，韩国政府更是推动了大规模的“国退民进”流程，将大型的航空、钢铁等巨头企业私有化，并分配给大财团；与此同时，向大财团提供被称为“特惠”的措施，甚至为发展芯片产业，不惜动用日韩建交过程中日本向韩国提供的战争赔款。

韩国的大财团发展模式，引发了许多上下游企业的共同发展；可以说，现在的韩国芯片产业正是由三星、现代（后改名为海力士半导体，并被SK集团收购）等企业的大规模投资，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发展和兴起，这也是韩国经济发展的最明显特征。

此后，韩国国内虽然发生了政治巨变，政权多次易主，但吸引理工人才的基本国策以及“政府+大财团”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1983年，历经多年努力，三星的首个芯片工厂在京畿道器兴地区落成，并在投产后很快便开始量产64位芯片。很快，三星开发了256位芯片、486位芯片，并正式进入全球芯片市场的竞争中；仅时隔10年，三星的量产芯片市场份额直逼日本。

1999年，韩国教育部为建设研究型高校，并最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水平的研究中心大学及具有世界特色的专业，耗费3.6万亿韩元及13年时间，发起“BK21”（BrainKorea21）计划，向580所大学、专业或研究所进行精准、专项支援。

BK21以及此后进行的BK21+计划，沿袭了韩国一直以来的“政府+大财团”的产业政策，大规模鼓励企业及大学间的结合，并在选择BK21支援对象、专业的过程中，将是否进行有机结合纳入评选及评价的核心指标。在此影响下，韩国大学掀起半导体专业热潮，三星对于成均馆大学的投资以及半导体工学系的创办，也是在该时段开始的。

2005年，成均馆大学与三星电子合作，创办半导体工学系，该系被指定为韩国教育部“创新型专业”，并每年为包括三星在内的韩国企业培养芯片产业的人才。

此外，韩国政府指定芯片产业及技术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并致力于高度保障技术及产权。

在韩国，半导体核心技术被纳入国家重点管理的技术范围当中，防止半导体技术的泄露、逮捕产业间谍，维护知识产权，是韩国情报机构近年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市场联动：发挥企业家精神

芯片产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很难跳过一代芯片、进入下一代；而进入下一代的研发，则需要非常高的人力资本及研发成本，才能触发量的优势。后发企业刚刚开发了一代芯片，结果发达国家的先发企业直接降价，并投入新一代芯片研发。正因为这一系列怪圈，导致终端企业更加偏向于性能稳定且价格低廉的先发企业产品。没有足够使用量且背负大量投入的压力下，后发企业只能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命运。

而无论是三星的内部人员、业界人士乃至于竞争对手都承认，如果没有三星自身特别是企业家本人的主导作用，三星的芯片产业乃至韩国的芯片产业无法走到今天。

可以说，三星死磕芯片产业的背后，有着李秉喆、李健熙两代企业家的拼命血拼。1983年，三星成功开发64位芯片，落后于当时最先进的日本技术将近5年（即便是到了开发1MDRAM时，仍然落后1.5年）。三星虽然于一年后成功量产64位芯片，不料却遇上了半导体价格史无前例的暴跌，先发企业依靠技术及成本优势，大幅降价，每片价格从4~5美元暴跌至最低时只有25美分，“而当时，三星生产64位芯片的成本是1.3美元，这也就意味着，每生产一片芯片，三星需要倒贴1美元。”知情人士告诉笔者。

笔者查阅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三星财报发现，三星电子当年亏损近3亿美元，股权资本更是全部亏空；在外界看上去，三星比任何一个竞争对手都输不起，也更没有继续加码的资本。

1987年11月，三星创始人李秉喆去世；直到他倒下，都没有看到自己一手推进的三星半导体产业获得成功。而半导体，既是父亲没有完成的一大遗愿，也成为了摆在新任三星掌门李健熙的“心头之患”。若换成一般企业，可能在此刻会选择放弃；而李健熙选择了“豪赌”。

李健熙的“豪赌”体现在两点上：一是对于人才的选拔。李健熙曾对外声称：“我的一生，80%时间都用在育人选贤上。”现在，三星已经建成覆盖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三星综合技术院（SAIT），并每年巡回在各个国家推行专家制度，在派遣优秀人才出国的同时，还在包括中国北京大学等多所海外知名高校开设专场招聘。

知情人士还向笔者举了一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初，三星曾面临被美国控诉倾销的情况；结果当时的三星掌门人李健熙敏锐地抓住克林顿总统重视硅谷的特征，向美国派遣人员进行大规模游说，对象包括美国白宫、议会、贸易及科技部门的有关人士，并表态“如果三星无法正常制造芯片，日本企业占据市场的趋势将更加明显，竞争者的减少将进一步抬高美国企业购入芯片的价格，对于美国企业将更加不利”，最终美国仅象征性向三星收取0.74%的反倾销关税，三星最终度过了这场危机；此后，三星开始重视对外宣传，并建立了覆盖全球的公关及宣传团队。

“三星在韩国企业中，最早了解到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拥有全球化团队的必要性；如今，三星拥有最领先的一套全球性的公关团队，这套团队不仅针对韩国国内，更是面向全球的受众。”这位知情人士补充说。

2002年的国际半导体学术会议（ISSCC）上，三星更是在“每18个月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就会翻一番，而成本却下降到一半”的摩尔定律的基础上，提出“每12个月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就会翻一番”的新定律，并准确预测这一系列的芯片产业变革将起源于移动终端、数码家电等非PC领域，并以时任三星电子半导体总管社长黄昌奎的姓，取名“黄定律”（Hwang’s Law），震惊世界。

这一举动也意味着，三星在量产芯片产业取得巨大成就：成功脱离由美国企业设置的技术壁垒，从后发企业跳跃成为先发企业，并开始引导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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